資料來源：岸文書962

資料來源：張耀焜，《岸裡大社と臺中原野の開拓》，頁52

說明：(1) 資料來源未注明年代，據內文推測，似為潘輝光充當通事（乾隆三十八～四十四）時的資料。

(2) 平均甲數，小數點第二位以下四捨五入。

(3) 原表經作者略加修正。

眾番公議：「各社各番名下所有田業，佃耕、自耕租粟，遞年每百石抽取谷拾石，六月早季眾番請管事收取交通事助辦社務。」(中部史料1984 (5)：98)若以一年兩熟的水田每甲可收谷五十石至七十石計算，一九抽租，每甲每年約須納租五至七石，這個數字已經相當接近漢佃每年每甲所納的大租。微薄的田產，加上不輕的社課，社番生活之困苦可想而知。因此，當乾隆四十三年，聽說潘輝光因一九抽所收租谷乃不敷用，欲加增向番二八抽租時(中部史料1984(1)：99～100)，岸裡社周圍八社的土目驚慌地向理番分府具稟哀訴：「觀今番多田少，尚且勒抽尤甚，虧番三餐勻無一餐之飽，戶戶啼飢，每社哭餓，聞者傷心。」(岸文書957：29)潘輝光似為此舉遭眾番控訴及杯葛，而於乾隆四十四年被革退。但繼任的潘明慈還是於乾隆四十五年，以減輕社番的差徭公務為條件，獲得社番同意：「遞年眾番田租每百石情愿另貼加抽谷伍石，十月冬季付交通事收取，以添公用。」(中部史料1984(5)：98)這就是所謂的一九孔五租。依據上述的算法，到此時番田每甲必須年納7.5至10.5石的社課，這個數字已經超過漢佃所負擔的大租額。

微薄的田產，沉重的社課，乾隆四十年代的巴則海族社番，的確已經走到了飢寒交迫的邊緣。這也就難怪理番同知成履泰會在乾隆四十三年時沉痛地指出：「各社光景大異從前，所收租粟總不敷還舊欠，口糧無可散給，盡皆寅吃卯糧，困頓情形，殊堪憫惻。」(岸文書954～87)

資料來源：施添福1989：15、26、29～30

在上述特定的地理區位和歷史條件的雙重影響下，巴則海族的社番，事實上，終年苦累不堪。下面分成不定期公差和常期勞役兩大項，一一舉證，以明清代，特別是乾隆二十至四十年岸裡地域內巴則海族的遭遇。

採買鹿、馬與黃牛

黃牛是供縣衙文武廟春秋兩祭之用，而馬是文武官用於乘騎，兩者皆在岸裡社飼養，費力較少<ref>(15)《岸裡大社文書》大約保存了二十件左右有關備辦鹿、馬、和黃牛的資料。 </ref>。備辦活鹿，卻常造成困擾。一則由於大量採捕，活鹿數量銳減；二者官員要求的數量有時相當龐大。例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一月，北路理番同知朱景英，總共要求備辦：上好鹿茸拾對，胎皮貳拾張，乳皮伍拾張，豹皮拾張，羌仔皮肆拾張，以及鹿鞭伍拾支，並且這些物品限三日內一齊賚赴理番分府(岸文書 954：64)。乾隆四十年代岸裡地域的活鹿，數量已經極為稀少，但是地方官員還是不斷要求備辦。從乾隆四十四年(1779)通事潘輝光的一通稟文中多少可以了解社番備辦活鹿的苦衷：「竊岸裡地方今非昔比，自開軍工以來，上下山場草木殆盡，野獸稀生；且內有生番往來，外有軍匠採料，麋鹿難以藏身，近地無法吊捕。光喚土目籌畫，令各眾番備運食糧，....奔往淡水山場，或可捕有活鹿，守備兼旬，敢辭勞瘁....幸獲兩隻繳送....光令各番再往，哀稱：什糧未種，春種稍失其時，秋收將何所望，....准其栽種，免其再捕，庶秋收得實，養生有賴。」(岸文書955：178)

搭蓋歲考蓬廠

每逢歲考，地方官亦令：「岸裡、阿里史、貓霧拺通土速遵照往例，星刻預辦蓬啩、柱竹、小夫、匠工等項，赴郡搭蓋考試蓬廠。」(岸文書，953：122)為了應付此一例行公事，岸裡社還特別在社後劃出一片土地栽種竹木，以「策應奉文歲科考試蓬廠需用。」(岸文書951：77～78)

隨官巡守地方

每逢地方有事，即調壯番出征；即使地方官出巡，亦常調撥社番隨行，除壯行色外，亦預防不測。例如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彰化知縣巡防各地方，征調八十名壯番隨行，後發現只帶弓箭未攜宰鹿大刀，於是令現存八十名壯番回社「即更換精壯壹百名，隨帶弓箭刀鏢等物，限二十日，齊赴林杞埔，隨本縣調撥應用。」(岸文書953：38～39)同年十月發生黃教之亂，十二月初四日，理番同知張所受即令岸裡通土立即「撥社番七十名，各帶弓箭刀鎗，慣用器械，并小鼎、衣被、竹槓等物，限初七日齊集大甲公館，聽候本分府帶往南路調用。」(岸文書954：8)

撥車派番運載木料和火炭

大甲溪南北兩岸沿山一帶，原為盛產樟木的地區。自雍正年間，台灣道負責監修台灣水師協九十八艘戰船後(王必昌1752：253～54)，似就在岸裡地域開辦軍工料廠。先後設廠的地點共有三處：即阿里史軍工寮(台中市北屯區)；其次是舊社軍工寮(台中縣后里鄉)，最晚設的是朴仔篱(東勢角)軍工寮(台中縣東勢鎮)。此三處所採軍工大木即樟木，無法從大甲溪和大安溪放流，皆係用牛車經由陸路載到水裡港，再駁接府舡轉運至府城應用。因此，軍工開辦期間，征調社番和番車載運樟木應是常有的事(表八)。此外，各級衙門遇有建造和修理衙署，甚至署中所用柴伙、木炭，似大都也是派撥番車前往運載(表八)。

修蓋營汛兵房

雍正十年彰化知縣頒給土官敦仔信照，免除社番蓋造營房的差徭。但事實上每遇營房被水沖壞或被風吹塌，依然派番自備材料前往修理蓋造。試舉三例如下：

(1)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彰化知縣令「貓霧拺、岸裡、阿里史等社通土速即遵照往例，備辦車輛，車運卵石等項」到貓霧拺汛，修建該汛興化左營、漳州城守營、漳州左營伙房各一座三間。(岸文書953：6)

(2)同年同月同日，彰化知縣又令「貓霧拺、岸裡、阿里史等社....通土刻即備辦茅草、藤竹、土磚、灰坭等項齊全，飛往柳樹湳汛，速將該汛營房倒壞坍塌之處，星刻赴修完固。」(岸文書953：7)

遞送公文

遞送公文似為巴則海族各社最早承擔的長期性公差，特別是雍正十年大甲西、牛罵、沙轆等沿海一帶的番社因反亂被剿滅後，此項工作即因無人策應，而由岸裡各社奉命接手承辦(中部史料1983(2)：103)。乾隆四十五年(1780)公文遞送的工作，係由阿里史社以外巴則海族的各社，包括岸裡、岸東、阿勞、西勢尾、麻裡蘭、葫蘆墩、烏牛欄、峙仔下、翁仔、朴仔口等十社，輪流派出嘛噠承當。各社凡遇值日輪當，必須在公館守宿，等次早嘛噠到館，方許回家(中部史料1983(5)：98～100)。由此可知，遞送公文係採各社逐日輪流派出嘛噠在公館守候的方式進行。

修護土牛及土牛溝

乾隆二十六年(1761)春在淡彰兩地築成土牛番界後(施添福1990：9)，即飭令「每年二、八兩月，就近委員前往挑溝築牛及溪圳各處所，實力逐加查勘，如有坍淤，即令就近派撥佃民及時挑築，申報道憲查考。」(岸文書952：2～3）台中盆地岸裡地域內的土牛番界，南起旱溪庄(台中市東區土牛)，沿烏牛欄溪北行至鐮仔坑口後，改沿山根直到土牛庄(中縣石崗鄉土牛)。並在此一番界的南北兩端，分別開挖土牛溝及堆築土牛十九個和十個(施添福1991：附圖，1994：11)。這就是台中縣市兩處地名土牛的起源。這一段土牛番界平時由貓霧拺巡檢管理，每年二、八兩月由笨港縣丞查勘，但土牛和土牛溝若被洪水沖塌或大雨沖蝕淤積，則非如原案所議就近派撥佃民，而是指派岸裡社番修理維護。每年派番前往兩地維修總共二十九個土牛及其邊緣的土牛溝，雖然所費人力或許並不太多，但卻經常受到衙役的騷擾和需索。通事敦仔在乾隆三十四年(1796)就向官府具稟：「金差奉票到社，不管溝牛好壞，膽借查票....索詐差禮銀四元，方替敦稟明銷票。」(岸文書951：78)為了避免衙役藉查溝牛需索以及二、八兩月官員到社查勘所費的人力和開銷，乃於乾隆三十五年打通關節，請求笨港縣丞免勘溝牛，而付出的代價是：前後兩次總?@花費銀肆拾肆員，錢陸佰伍拾文(岸文書 956：24～25，956：40)<ref>為求笨港縣丞免勘土牛，岸裡社的花費細目如下：<br> 1.乾隆三十五年九月：<br>初五日拺司陳羨班頭去銀 三員<br>經丞去銀 壹員<br>初九日拺司差去銀 一百五十文<br>楊巡爺去硃價銀 十二員<br>門頭去銀 壹員<br> (岸文書956：24～25)<br> <br> 2.乾隆三十六年三月：<br>二十三日拺司陳元夥計去草鞋錢 一百文<br>二十六日拺司去硃價銀 十三員<br>四月初七日<br>拺司主楊去銀 十二員<br>門頭 壹員<br>房禮 壹員<br>長班 一百文<br>值日 一百文<br>夥計禮 三百文<br> (岸文書，956：40) </ref>。

乾隆三十六年(1771)以後，社番是否繼續維修土牛和土牛溝，不得而知。但可確定的是：大批的軍工料匠已經越過土牛、湧進東勢角搭寮採樟。由此看來，困擾社番長達十年的二十九個土牛，大概就此逐漸走進歷史。

把守隘口

岸裡地域自何時開始設隘，並無明確的資料可考。若岸裡社收藏的一份〈彰化縣古輿圖〉上注明的年代可靠，則乾隆五年(1740)時，地域內即設有隘寮三處即：(1)猴栗林隘寮，(2)阿里史隘寮和(3)岸裡舊社隘寮(陳炎正1986：附圖)。這些隘寮究竟每日派撥多少壯番把守，因缺相關資料不得而知。

乾隆二十年(1755)後，岸裡地域內有隘口四處即：(1)校栗林隘，(2)沙歷巴來積積隘(大坑口隘)，(3)朴仔篱隘，和(4)舊社崗仔頭隘，每隘每日撥隘番四十名把守。乾隆二十三年(1758)岸裡社與阿里史社分界各管社務後，前兩隘乃交由阿里史社負責把守。由於該社番丁稀少，乾隆三十年(1765)代只能派出五十一名番丁巡守(岸文書951～60）；至乾隆四十年(1775)代，更減少為每隘二十名(岸文書957：148)。阿里史社雖奉命守隘，但並無隘糧，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始請准將「祖遺校栗林、沙歷巴來積積、茄志角荒埔給番招墾，資給隘糧。」(岸文書957～21)朴仔篱隘和崗仔頭隘，係由岸裡社統轄。前者在朴仔篱沿山一帶巡守<ref>朴仔篱隘丁來源前後似有不同。乾隆二、三十年代，可能由各社派撥，至四十年代，則改由朴仔篱社承當。(中部史料1983(3)：184)</ref>。後者設於大安溪口(圳寮庄公館)，向例由岸裡社撥番守禦(中部史料1983(3)：184)。兩隘隘番在乾隆年間皆未分給口糧<ref>據乾隆三十二年敦仔稟文，岸里社隘番每名日給隘糧貳升，由業戶貼納社租支付。(岸文書951：60)此一資料有待查證。若敦仔所言屬實，則每名隘丁每年所得隘糧7.2石，亦僅足隘番個人所需。 </ref>，而係請准以朴仔篱社左右山林壙地，翁仔、崎仔腳、烏牛欄、溪州等一帶埔地為隘埔，並經分給各社番，照分各自招佃墾闢收租(中部史料 1984(5)：103；岸文書951：64），以及由內埔地主大由仁的報墾旱園內抽出犁份五張，招佃開墾，作為守隘番丁口糧(岸文書075)。至嘉慶三年(1798)時，「因生齒日繁，分管田業租息僅敷養家；若守隘，飯食拮据難措。公議：....各番若有到隘口把守者，每名把隘番，每日給飯食米壹升伍合，....按日照名自到公館向總通事給領。」(中部史料1984(5)：103)

乾隆年間，岸裡地域設隘四處，每日派撥社番約一百餘名<ref>隘番所佔人口比重，可由下列兩項資料見其端倪：乾隆二十六年時，岸裡、朴仔篱和烏牛欄共有男性人口1052人(中部史料19832.：108～109)；乾隆五十三年時，守土隨軍番勇中，阿里史社有番勇296名，其餘有899名(岸文書959)。</ref>，巡守隘口要地。番丁既要自墾自耕，以養家活口；又要自備隘糧，以護衛人番；經年累月，來往奔波，兩者何能得兼<ref>試舉自耕與守隘不能兼顧二例如下：<br>乾隆二十六年，通事敦仔具稟：「因爺臺留心社番隘口，每諭敦嚴督社番勤勞守隘，於是番無暇力耕種，敦即顧劉啟華在黃(翁)仔社代番耕作。」(岸文書951：10)<br>乾隆五十三年，「據岸裡等社總通事潘明慈稟稱：竊岸裡等社承管番業，悉蒙皇恩免徵。自墾口糧田園，社番輪撥守隘，不暇自耕，暫漢人代耕....。」(陳炎正1986：67) </ref>；其招佃墾地，出田園，以致淪為收租養活，實有不得不然之苦衷。何況守隘之處，又是軍工料匠群聚之區，所受苦累，何止枵腹從公一端。

護衛軍工

一如上述，岸裡地域先後設有三處軍工料廠，採伐樟木以供修造戰船之用。三處中，似以設在大坑口的阿里史軍工寮為最早。該料廠開設的年代，據乾隆十五年 (1750)一張佃批中已有軍工寮的地名推測(清代大租1963：345～46)，似在乾隆十年(1745)以前。乾隆二十八年(1763)，該地山木伐盡，匠首曾文婉稟請將匠寮移往水沙連，行前阿里史社曾致贈三百員，請求將額設小匠六十名一併帶往水沙連新寮，以免在地滋擾(岸文書956：145)。三百員相當三百石米糧，足夠四十名隘番一年口糧。阿里史社何以甘心贈此厚禮，主要的理由是：軍工開辦期間，番社必須撥番護衛以及撥車運料，加上料匠私採私製，累番至鉅。然而料廠遷離後，山場依然不得安寧。乾隆三十一年(1763)有小匠霸居故地，佔墾內山；三十七年(1772)又有奸民藉小匠為名搭寮佔墾，兩者皆經稟官呈控押逐。但四十二年(1777)又有賴姓者鑽充鋸匠首霸居原寮地，招集奸民「藉鋸匠名色....在地招搖窩盜搶竊，侵入內山製造私料，越界佔墾，愚番受其佔地荼毒，萬慘難言。」(岸文書956：154)軍工料廠之遺禍，亦大矣。

舊社軍工寮設於后里台地麻薯舊社東側山腳，其開設年代亦不明，只知係由岸裡通事張達京充當匠首，率領小匠在界內搭寮採料。乾隆二十三年(1758)張達京被革退通事職後，由匠首鄭成亮承頂，繼續採料。亮故後由伊叔鄭成鳳(翰書)承頂(岸文書955：11)。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左右，舊社軍工寮附近，山木已盡，乃移往朴仔篱另設新寮採料（岸文書955：92)；但原寮仍有料匠在此鋸製民用木料以及炭戶燒製木炭（岸文書955：11)。舊社開辦軍工寮期間，由於係通事張達京充當匠首，其後承頂的鄭成亮亦能按規章行事，並分給護衛社番口糧，因此，雖然撥番護衛，派車運料一如阿里史軍工寮，但小匠混製私料，遷延時日，以致誤公貽累之弊較少(岸文書955：2)。

朴仔篱東勢角軍工寮之開設，則始於乾隆三十年代初期。先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五月，舊社軍工料木已漸伐盡，採辦困難，匠首鄭成亮稟憲請開東勢角山場。但因該山場已屬界外，逼近生番，只准在界內朴仔篱一帶搭寮取料；乾隆三十一年(1766)又有寮長企圖入東勢角取料，再遭示禁(岸文書 952：57)。自乾隆三十二年起，繼鄭成亮承當匠首的鄭成鳳開始率小匠在朴仔篱設寮製料(岸文書955：92；中部史料1983(1)：101)，但料匠已不斷越界私採(岸文書953：40、65，955：11～12)；乾隆三十五年二月適逢臺廠大修之年，需料眾多，乃進一步率匠進入東勢角搭寮做料而正式開設東勢角軍工廠(岸文書953：113～114，955：44～45)。另一方面，岸裡社通事亦自乾隆三十三年起，奉令派撥該社番丁在朴仔篱、東勢角各製料山場、寮廠巡防護衛(岸文書953：2)。自此時起，岸裡社和軍工料匠即在東勢角地區展開長達一、二十年的紛擾糾葛，其間社番所受的苦累，實非本文所能道盡，僅舉岸裡通事的稟文數則以窺端倪：

(1)乾隆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蔣(允焄)道北巡，敦仔在彰入詞：「....凜遵金批，愈加勤謹，按月撥番，防守毫無違誤。奈匠漁利，不惜身命，仍然製私怠公，尚敢築室圍牆，殆將久居，害番長守無休。嗟! 番丁之幾何，半以守隘，半以護衛，編戶凋殘，饑饉起星留之感，往來僕僕，憂勞增鴻雁之□；哀我窮簷，孰堪此久衛不得耕種活命乎? 」而社番的請求只是：「恩准批示，註定遞年東勢角辦料若干，酌定日月期限，軍竣，即飭縣主押回原寮，....免番長守護衛。」(岸文書955：92)結果並沒有得到批示。

(2)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初三日，敦等呈理番分府李本楠的稟文：「軍工匠首....深入界外東勢角險地，招集多人，搭寮製辦，....奈匠藉公營私，害番拋業久伺。....今又蒙諭敦等多撥壯番護衛，無不凜遵。但眾匠仍不遵諭速辦軍料，依然製私，害番三丁抽一、五抽二，長守無休。」(岸文書955：93)

(3)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初三日，敦等呈縣主王執禮的稟文：「隆冬水涸，生番須避；年深月久，防護難周。況此令月，又是敦等愚番慶祝殘年之候。人人咸思吹邠飲蜡，共樂昇平之福。番亦勞止，乞有小休；豈曰改歲，猶不遑入此室處乎....率眾叩乞青天大老爺，俯念匠番，均屬赤子，一視同仁，准飭匠暫止，搬回舊寮，伺番過殘年之後，仍撥護衛，俾免滋累。」(岸文書955：94)而縣主的批示是：「現奉道憲札檄，頻催軍工緊要，未便停採。」

(4)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十八日，通事潘輝光等呈縣主馬鳴鑣的稟文：「泣光等社，例有奉派壯番護衛軍匠，名數不等，輪流更換。可憐護番受饑忍餓，安睡無寧。此皆祖上作何積惡而累及于今日也。倘派撥稍遲，遇有奸民越侵內山，被生番戕殺，則混指匠夥，嚇索收埋，若不從騙，波累萬慘。」(岸文書955：150)

(5)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十九日，通事潘輝光等呈縣主倪慶的稟文：「緣東勢角地方，逼近內山，生番出沒無常。自開軍工以來，採料撥番護衛，或遇戕殺，往往移屍社寮，嚇索收埋銀兩；稍拂其欲，控告紛紛；使在社寮辦公不能，眾番立社不安。採料長年不息，護衛終歲無休；欲耕不能，欲種不得。....目今眾番曉曉，均稱：不從護衛，輒加抗撥之咎，茲遵護衛，且遭慘殺之殃；番之進退，實為狼狽。淚思番雖愚頑，歸化與王民一體，百般呼喚，番黎累慘何辜。合情稟乞大老爺台前，限一月之中採料護衛，或限十日，或限半月；何日入山，何日停止，憲恩一示，永存憲章。庶番有暇耕之際，匠有採辦之期。」(岸文書955：184～185)而縣主的批示是：「採辦軍料，例應撥番常川護衛，且匠人製料，經累日月，勢難限以日期。惟是番黎咸習耕業，若長年防守，未免謀食無時。嗣後撥番往護，按照額數，定以一月一換，輪流更替。」(岸文書955：185)

(6)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初三日，苦主白番呈縣主倪慶的稟文：「嗟嗟！番黎何辜，遭此冤慘。不撥護衛豈有被殺之情，雖屬死於奉公，實死於撥守；一則咎於分班，二則咎於星散採料。淚思別處山場有無窮之利，此處山場有無窮之害也。茲父遭此慘毒，眾番寒心裹足。嗚呼哀哉，遵撥則遭生番害命，抗撥則被通土鞭苔；出也死，入也死。」(岸文書955：185～186)

從通土到白番長達一、二十年的哀哀上告，以及上述乾隆年間社番所承受的各種不定期和定期的公差和勞役，應該可以了解，巴則海族社番紛紛出墾、出、出典甚至出賣本應自墾、自耕的田園，以及所謂「番貧、番弱、番愚、番不識書算、和番不諳耕作」的根本理由是在：岸裡地域內的巴則海族一直缺乏一個可以力農安居的社會環境。因此，若要從事需要持續投入大量勞動力的水稻農業，以求安居足食，只有遠離岸裡地域，擺脫種種公差勞役一途。嘉慶、道光年間，巴則海族社番之成群出走蘭陽平原以及埔里盆地，基本上皆可作此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