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埔裏乃界外番社，例禁越墾，故漢人圍墾，則假名於水沙連耳。....嘉慶十九年，有水沙連隘丁首黃林旺，結嘉彰二邑民人陳大用、郭百年，及臺府門丁黃里仁，貪其膏膏，假已故生番通事土目，赴府言，積欠番食無資，請將祖遺水裏二社埔地，踏界，給漢人耕佃，知府許之，大用隨出承墾，先完欠餉，約墾成代二社永納，餘給社眾糧食，倘地土肥沃，墾成田園甲數仍請陞課，以裕國課。二十年春遂給府示，飭彰化縣予照使墾，然未之詳報也。其受約者僅水沙連番社而已，二十四社皆不知所為，郭百年示照，遂擁眾入山，先於水沙連界社仔，墾番埔三百餘甲，由社日侵入水裡社，再墾四百餘甲。復侵入沈鹿，築土圍，墾五百餘甲，三社番弱莫敢較。已乃偽貴官，率民壯佃丁千餘人，至埔裏社，蘘土為城，黃旗大書開墾，社番不服，相持月餘，乃謀使番割詐邇霸墾官兵即日撤回，使壯番取鹿茸為獻，乘其無備，大肆焚殺，生番男婦逃入內硿，聚族以嚎者半月。得番串鼻熟牛數百，未串鼻野牛數千，栗數百石，器物無數，聞社中風俗，番死以物殉葬，乃發掘番塚得刀槍各一，既奪其地，築土圍十三，木城一，益召田墾，眾番無歸，走依眉社赤崁而居。

清廷官方最後的處置是強力介入，「予郭百年以伽杖，其餘宥之....，赴沈鹿，折毀土城，水埔二社耕佃盡撤，....集集烏溪二口，各立禁碑」儘管如此，這一樁官民勾結的侵墾案對於區域內的族群互動產生很大的影響。〈埔裏社紀略〉寫道：

然二十四社自是大衰，漢人稍稍復入，社仔社番被逐，併入頭社，貓蘭併入水裏社，而哆咯唧、福骨二社，與沙里興為鄰，混入兇番，眉裏、致霧、安里萬三社，亦暗通兇番，以自固。埔裏人少，雖與水裏和睦而不能救援，甚自危。

「郭百年事件」是一個有組織、有計劃的侵墾行動，它的規模龐大（民壯佃丁千餘人）、手段激烈（焚殺、掘墓），令人咋舌。事實上，「郭百年事件」應不是單一個案，而是當時層出不窮私墾活動的縮影。零星的或小規模的偷墾行為應該更多，且不只發生在漢人身上，熟番亦然。清朝官方的禁令之所以無法抑制不斷發生的侵墾行動，乃是因西部平野地區的開發已接近飽和，對人口持續增加的漢人而言，勢必往未開發的地區挺進；對當時許多已喪失土地的平埔族群而言，另尋生活天地亦是時勢所趨。在此一時代背景下，埔里盆地內原有的族群互動加入一個新的角色---侵墾者（漢人或熟番），侵墾者為盆地內的人文生態結構投下新的變數，也成為盆地內原住土著的共同敵人，「田成發事件」便是一例。

埔裡社由於地理位置的限制與郭百年事件的影響，乃極思如何自保，前者指埔裡社位於盆地中平曠之處無所憑恃，不若盆地內其他番社多依山而居，擁有天然的屏障；後者指埔裡社因「郭百年事件」中漢人的大肆焚殺，人口大減<ref>距離「郭百年事件」（1814-1816）後不到10年，道光3年（1823）鄧傳安到該地巡視時，埔裡社人口已十分稀少。〈水沙連紀程〉寫道：「民人生 齒日繁，番黎生齒日耗，不知何故，余經至處，已見三社為墟，疑他處亦有似此者。過埔裏社，見其番居寥落，不及十室。詢之，自被漢民擾害後，社益衰、人益少」</ref>。埔裡社所採取的策略並不是與盆地內的其他土著結盟，而是引進平埔族群來壯大自己的勢力<ref>這可能牽涉到盆地內土著原來的族群互動或生存空間的結構問題，但因史料不足的限制，目前無法得知其實際情形。</ref>，「田成發事件」便是其中一個代表性的事件，〈埔裏社紀略〉寫道：

道光3年，遂有萬斗六革通事田成發，詭與埔社番謀，招外社熟番為衛，給以荒埔墾種，埔社聽之，田成發乃結北投社革屯弁乃貓尉，招附近熟番，潛往復墾，而漢人陰持其後，俟熟番墾成，溷入為侵佔之計。先是成發之黨，嘗與水沙連社丁首蕭長發有隙，長發乃首破其謀，道光3年，鹿港同知鄧傳安，會營入埔社察之，越墾熟番聞聲先循撫，諭社眾而還。

從〈埔裏社紀略〉的記載裡，我們可以得知事件經過：當埔裡社因「郭百年事件」社勢大衰而極思自保之際，田成發乃趁機獻策，招鄰近盆地的熟番為衛。漢人與熟番皆豔羨盆地的荒埔，而埔裡社也有實際上的需要，雙方可謂是「一拍即合」，雖此項策略因人遭告發功敗垂成，仍可窺得當時的族群互動情形。事實上，「郭百年事件」與「田成發事件」二者都是有計劃性的私墾行動，只不過後者因情勢逆轉，事先徵得埔裡社的同意，招來熟番以為墾佃。「田成發事件」說明了當時覬覦埔里盆地的不只是漢人而已，應該還包括平埔族群。若說「郭百年事件」讓盆地內的土著社群之間的族群關係產生合縱連橫重新「洗牌」的效應，「田成發事件」則是此效應下的歷史產物。

由於社域或屯地位置的關係，鄰近埔里盆地的平埔族群率先有機會與盆地內的土著社群接觸，例如本事件中的田成發是萬斗六社通事，又如北投社、南投社、萬斗六社、阿里史社、柴裡社等，在日後平埔族群入埔的集體行動裡，我們也經常可以看到這些鄰近社群的蹤跡。要言之，西部平野地區的開發已近飽和，生存空間的擠壓促使人群（漢人與熟番）往東繼續開墾，是時又逢清朝施行屯番制度，整個大環境的改變，埔里盆地的開發已經是箭在弦上了。

雖然目前沒有史料文獻記載在「田成發事件」之前，平埔族群是否已經進入埔里盆地從事開墾，但我們相信乾隆末年施行屯兵制度後，平埔族群與漢人抵達埔里盆地周圍的近山荒埔後，就可能已有零星的個人或少數人進入盆地內活動。上述兩個偷墾事件是因規模龐大、影響頗深，乃至驚動官方，有司才不得不出面處理，入埔私墾的活動也可能一直持續到清朝解除禁令才告停止。在進一步討論埔里盆地的開發之前，我們必須先瞭解十九世紀，特別是道光年間以後，平埔族群是以何種方式、經由那些路線進入埔里盆地？平埔族群入埔的問題，由於當地第一手的古文書的出土，例如〈思保全招派開墾永耕字〉、〈望安招墾永耕字〉、〈承管埔地合同約字〉以及〈分墾蛤美蘭鬮分名次總簿〉等，再加上日據時期日籍學者如伊能嘉矩、移川子之藏等人的調查資料，使我們能某一程度重建出平埔族群入埔的情形。關於遷移路線的問題，前輩學者洪敏麟已有非常詳實的討論<ref>請參閱（洪敏麟1977:2366-2382）。</ref>，因此本文暫且略過，僅就入埔方式進行討論<ref>以下的討論是以「蛤美蘭社」即「埔裡社」為基本前提。</ref>。

如上所言，盆地內部社群互動結構的改變，因而產生新的生存空隙，使平埔族群得以有機會趁隙而入，正式遷徙進駐埔里盆地。此項說法在古文書裡亦可得到印証，例如道光四年的〈思保全招派開墾永耕字〉裡，記載蛤美蘭社因「前年郭百年事件侵入開墾，爭佔埔地，殺害社番，死已過半，未幾再遭北來兇番窺我社微慘少番丁，遂生欺凌擾害，難以安居」，因此蛤美蘭社透過思毛丹社的中介<ref>前輩學劉枝萬經考証後基於二點理由主張思毛丹社即為水社番。第一，霧社及Tamarowan 方面之番人稱水社為Soatan，即思毛丹（Siabatan）；第二，類似契約署名思毛丹社番土目毛蛤肉（Mokaba）、朗觀（Lonkuan）等在社番男名中亦有。另外，埔里地區至今（1951）在過年時，仍有水社番到埔里熟番聚落拜年、接受款待的習俗（劉枝萬 1951:195）。</ref>，引進西部平野地區的平埔族群，希望能「使諸兇番以及漢奸不致如前侵界，得以保安居散而復聚矣」。又如道光八年的〈望安招墾永耕字〉則寫道，平埔族群與蛤美蘭社番「出入相友，使諸兇番以及漢奸亦不敢如前侵入界內」。兩次招墾的理由都是希望招熟番墾佃以自衛，蛤美蘭社將土地交給平埔族群「掌管墾耕永以為業」，諸熟番則贈送實物給蛤美蘭社。其雖名為招墾，但並未收納佃租，實質上是將土地耕種權利變賣給平埔族群。

關於入埔的時間，多數學者常以〈公議同立合約字〉<ref>〈公議同立合約字〉初見於伊能嘉矩〈埔里社平原之熟番〉一文，劉枝萬推測該文件可能是伊能嘉矩在1897年抵埔里採訪時所得（劉枝萬 1978:41），多數研究者通常視〈公議同立合約字〉為平埔族群入埔的首要文獻。</ref>上的年代---道光三年，來推論平埔族群入墾的時間，但近來亦有研究者認為〈公議同立合約字〉所寫的分墾之地「踏有界內山後東南港溪頭茅埔壹所，原為社番打牲捕鹿之區」，其中的「茅埔」並不是指埔里盆地，而是在東勢角附近，因此認為該文書並不是平埔族群入埔最早的文獻（邱正略 1992:165）。然在嘉慶、道光年間新社台地、東勢一帶其實已完成開發，且所謂的「溪頭」從地理位置上判讀極可能是指大甲溪的上游，據此而言〈公議同立合約字〉所指的地區應是埔里盆地，不過這還需要學術界進一步的研究。無論如何，雖然「茅埔」所指何處尚有待進一步的考証研究，但平埔族群大舉入埔的時間，絕不晚於道光三年。從〈分墾蛤美蘭鬮分名次總簿〉<ref>〈分墾蛤美蘭鬮分名次總簿〉為羅萬車所藏，原件已佚，僅日人金關丈夫收有照像底片24禎，後經劉枝萬在1951年首次發表在他所寫著的《臺灣埔里鄉土志稿》（劉枝萬 1978:81）。</ref>可以斷定在道光三年時，平埔族群已有分墾盆地內土地的情形，該文件明白記載道光三年北投社等18社共同分墾守城份、柚仔林一帶的田地，並以覆鼎金之一部份做為公存社場宅地（劉枝萬 1958:82）。

無論如何，道光三年是非常有意義的一年，這一年所發生的事件，剛好足以突顯道光初年平埔族群集體入埔時的社會情境。茲將文獻裡所提及發生在道光三年的事件列舉如下：

~~~表格~~~

姑且暫先不論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這些事件所拼湊起來的是一幅十分有意思的歷史圖象，A與D顯示了當時平埔族群間的跨社群連繫頻仍，且組織運作亦頗為順暢。B、D與E顯示了彼時入埔私墾活動的幾種不同型態，C則代表官方對這些移墾情形或族群間的串連活動並非毫不知情，官方長期禁墾的態度亦使族群的互動產生微妙變化。大體而言，當時埔里盆地內外的社會情境是十分浮動的，為了爭取各自的生存空間，不同的族群之間各種互動交錯展開，在各種不同力量的較勁下，掀起了埔里盆地開發史的首頁。

從〈思保全招派開墾永耕字〉、〈望安招墾永耕字〉和〈承管埔地合同約字〉、以及〈分墾蛤美蘭鬮分名次總簿〉看，共同合作的番社不僅可多達十數個，集體入埔前可能都還先行試墾<ref>芝原太次郎所著的〈昔的埔里社〉指出，最先是北投社番男20人、女7人先行移住，三個月後才陸續有北投社、烏牛欄社約二百人移住。</ref>，分配土地時亦井然有序。劉枝萬曾統計〈分墾蛤美蘭鬮分名次總簿〉所載的人名，竟達280人之多（劉枝萬 1958:54），據此來看平埔族群入埔實是一有組織、有計劃的集體行動（表二、表三）。

這些分居在不同地方的平埔族群，如何能串連起來進行集體行動？要進行集體的拓墾其實並不容易，不論從開墾資金的取得到墾殖土地的分配，抑或是從團體共識的形成到權利義務的分配，許許多多的事務都須經過複雜的組織溝通，這並非易事。以表二來看，有些番社確實相距甚遠，例如〈思保全招派開墾永耕字〉裡北投社其原鄉的居住地與南北大肚社相距十分遙遠<ref>北投社其原鄉的居住地約在今南投縣草屯鎮一帶（北投里番社內），萬斗六社約在台中縣霧峰鄉一帶、大肚社則約在台中縣大肚鄉一帶、阿里史社約在台中縣潭子鄉一帶。</ref>，然卻能共同行動，可能是因為它們同屬於「北投小屯」；共同的屯地也促進番社間的交流互動，例如〈望安招墾永耕字〉中的大肚南北社、柴坑社與貓霧拺社（以上屬北投小屯）、阿束社、阿里史社、烏牛欄社、水裡社（以上屬阿里史小屯）等都同樣分配到位於水底寮的埔地<ref>參見註釋7。</ref>，足見屯兵制度對平埔族群的影響。

道光初年，平埔族群入埔後的情形如何？我們可以透過清朝官員的記錄來瞭解當時的情形，茲將道光初年曾處理埔里盆地問題的重要官員所寫的相關文獻整理如表四。

~~~表格~~~

岸西阿里史社

南北大肚社

萬斗六社

岸西社

阿里史社

南投社

萬斗六社

朴仔籬社

烏牛欄社

南北大肚社

柴坑社

日北社

東柴里社

阿束社

南投社、朴仔籬社

萬斗六社、貓兒干社

大肚社、南北大肚社

東柴里社、東螺社

阿束社、貓霧拺社

西史社、水裡社

柴坑社、柴裡社

東眉社、阿束社

阿裡史社

西勢尾社

烏牛欄社

資料來源：劉枝萬 1978:39-78

雖然郭百年事件後，清廷官方已將「水埔二社耕佃盡撤」，並在「集集烏溪二口，各立禁碑」，但「漢人稍稍復入」；從表四可知，道光初年盆地南方的埔地被漢人佔墾的情形依然十分普遍。至於埔里盆地內部，埔番主動招請熟番入埔開墾，初期規模並不大，一開始熟番聚居在覆鼎金山下，其人數不過「二十餘家」或「二百餘人」，所墾之地亦「墾度無多」或甚「不及三十甲」。面對漢人積極的拓墾行動，其他的番社如「眉裡、致憮、安裏萬者」，所採的策略是「或入野番，或憑險阻」，埔裡社則是招熟番入墾，其他的番社對此舉的反應如何？顯然他們並不苟同此種行動，臺灣知府方傳穟寫道：「彼固以埔社之召熟番為不然矣」。埔社之招墾無異於主動打開盆地的大門，其他番社並不願開放固有的生活領域，例如北路理番同知鄧傳安曾徵詢他們的意願時，所得的回覆是「眉裏諸社之不願開，藉口於社仔社之因招墾而亡」。

~~~表格~~~

資料來源：劉枝萬 1978:55-88

埔里盆地當時仍屬番界禁地，埔番之招墾必屬違法，官方卻未採取如對漢人般的強制驅逐行動，反而頗為諒解埔社處境，例如鄧傳安便言：「埔裏社之孤立自危，不但汲汲招墾，即結髮為熟番亦所心願；其情可憫矣」，同情之心溢於言表，處理的方式也僅止於「諭令具狀，俟歲事既畢，各還本社」<ref>「諭令具狀，俟歲事既畢，各還本社」出自於鄧傳安〈水沙連紀程〉。</ref>。官方態度和緩的原因甚多，一方面是地方官員或來臺實地巡查的大員，多半傾向開墾埔里<ref>例如藍鼎元、鄧傳安、熊一本、劉韻珂等皆是主張開墾。</ref>，另一方面是埔番招墾的對象為熟番而非漢民，官方似乎較能通融「以番招番」的形式。換言之，官方的禁墾措施不但不能禁止開墾的活動，反而使平埔族群在移墾的過程中較漢人取得更有利的地位。另一次大規模的入埔移墾活動是在道光八年，參與的社群比道光四年更多。道光初年平埔族群這一連串計劃性大規模的遷徙，官方不可能毫無所聞，卻未強烈禁制。甚至，在道光十年設有通事一人，並在其下各社置土官一人<ref>參見《平埔番調查書》之〈平埔番沿革〉。</ref>，此舉可視為是官方對平埔族群居住在埔里平原的正式承認。熟番越界私墾的情形未曾因官方的禁止而間斷過，且都不是少數個人，而是集結數百人的集體行為，例如熊一本〈籌辦番社議〉便提到：「又眉社有阿里山熟番百餘人，新近潛入該社私墾數百甲」，「又淡水岸裡社、樸仔籬熟番數百人，因傳聞開墾，亦由內山潛入埔社私墾」，只要熟番懇求免逐，並表示願與業戶一律承墾辦理，官方處理的方式仍然只是「插標定界、隨眾陞科」，並予以口頭告戒不可再犯，此一處理模式根本無法遏止入埔私墾的風潮。

~~~表格~~~

貓蘭及沈祿，昔為生番兩社，自被佔墾，番徙社虛，漢民既逐，蘜為茂草。

水社在外，如頭社、社仔、沈祿數處，已為漢墾者。

社仔沈鹿諸地，已為漢人佔墾。

今熟番聚居山下者二十餘家，猶藉當日民人佔築之土圍以為蔽新墾地不及三十甲，尚未成田；舊墾田十倍於此，早已荒蕪。

鄰近三社眉裏、致霧、安裏萬，三社皆強，常與嗜殺之沙里興往來，其情叵測。

蓋眉裏諸社之不願開，藉口於社仔社之因招墾而亡；其理甚正。埔裏社之孤立自危，不但汲汲招墾，即結髮為熟番亦所心願；其情可憫矣。

埔社則不然， ...今招熟番給墾自衛，蓋忌漢人也。

眉裡、致憮、安裏萬者，尚十餘社，或入野番，或憑險阻，彼固以埔社之召熟番為不然矣，況肯聽漢墾乎？

哄口以內埔社之地，周圍約三、四十里，其中社番自墾成田者，不過一、二，餘皆荒埔，前已為漢人開墾，旋復棄之。今熟番在彼，所墾度亦無多。

不為區處，臺灣未可言安，則曠土之開，云胡得已，漢人蕃衍，丁口已二百五十餘萬，而生熟社番，不及二十番之一，匪惟貧削，實亦丁衰，寡弱之形，殆弱有天數焉。其不能自固者不僅水埔二社也，勢既寡弱，則奸民欺凌益甚，況頻年深入，虛實周知，即外社熟番，亦垂埏至矣。

我們同樣將道光末年曾處理埔里盆地問題的重要官員所寫的相關文獻<ref>「埔社周圍數十里，其中社番自墾成田者，不過十之一二，餘皆荒埔」見鄧傳安〈水沙連紀程〉一文。</ref>整理如表五，來瞭解道光末年埔里盆地內部的情形。

從表五中可看出，到道光末年時熟番在盆地內的人口已激增到「二千餘人」或「數千人」，短短不到二十年的時間，人口數暴增數近10倍左右，足見遷徙應是人口增加的主因。相反地，生番的人數卻毫無進展，「僅存二十餘口」，兩者相較形成強烈對比。盆地內部的景觀亦為之大改，道光初年此間仍是「埔社周圍數十里，其中社番自墾成田者，不過十之一二，餘皆荒埔」），如今卻形成「審鹿貓蘭抵於眉社，數十里平原沃野，較內地小縣，尤為廣闊，熟番數千人，二十餘年早經開墾，人煙叢聚，已具有井疆，人煙叢聚」。其間多由熟番自行開墾，漢人私墾戶應不多，例如熊一本便指出：「查六社內，只埔社間有漢人私墾，雜於熟番之中，不出十戶，人尚無多」。在官方遲遲不解除禁墾的情況下，平埔族群的移墾未曾稍減，道光三十年，盆地內的另一原住土著眉社踏出「牛眠山草地一處」招佃，由東螺社、水底寮社、山冬冬社、岸裡社、北投社、阿里史社、大水社等八社承耕，議定租額是「每年配納生番租，按甲納每甲一石」<ref>該契書由鄧相揚在田野發現，內容請參見鄧相揚〈平埔古文書溯源〉一文。</ref>。大體而言，道光末年時盆地內的平原地帶大多已開墾就序，此後咸豐同治年間雖仍有開墾之舉，其多規模已大不如前。盆地內的拓墾主要是由平埔族群來進行，雖有漢人混雜其間，但僅屬少數，我們從伊能嘉矩1897年在大湳庄所採到的口碑可以窺知，彼時平埔族群已然成為盆地內主要族群的情形：

約四十年前（咸豐七年左右），泉州人鄭勒先者，率若干漢人遷入，擬與平埔族互市。然平埔族深恐復踏被侵前轍，峻拒之，因而曾起械鬥。先勒為表明其心跡，改名Vaiyek，且從番俗，始獲准居住（伊能嘉矩 1899:44）

足見一開始時平埔族群對漢人仍懷有戒心，鄭勒先須「改姓名、從番俗」後才得以居住其間，足見當時平埔族群在盆地內已取得多數族群的優勢地位。

道光之後，平埔族群仍陸續有遷徙入埔的活動，例如《臺中縣下移民調查書》寫道：「同治年間，萬斗六社百餘人與岸裡、北投等社遷入，亦均居舊城」；又如《臺中地方移民史》云：「迨嘉慶二年，貓羅社已移住萬斗六，民番雜處。同治元年戴萬生亂，附近股首爭征番租，當時熟番尚有百餘丁口，後遂遷入埔里」。劉枝萬曾據此推論，同治年間因受戴萬生亂影響而遷徙入埔的社群，可能是平埔族群移住埔里的下限；劉枝萬同時也主張，平埔族群的遷徙，並非一次蜂湧以入，而是分批斷續進行，且其下限，恐時代越降，規模越小，因此文獻上的記載甚少（劉枝萬 1958:36）。雖然由於史料的闕乏我們尚無法進一步瞭解，道光以降平埔族群後續的遷移情形，但劉枝萬的推論頗為可信。大體而言，在大環境及主客觀條件的配合之下，西部平野地區的平埔族群絡繹不絕的進駐埔里盆地。道光末年，平埔族群所主導下的埔里盆地開墾已大致就緒。

~~~表格~~~

又水社生番，有被彰人潛墾，租給陳姓一二百甲。此外田頭、眉社、貓蘭、審鹿四社，並無漢墾。

由於平埔族群移入埔里盆地後，其維生之計並非固有的漁獵游耕而是稻米耕作，隨著拓墾腳步的開展，新的聚落陸續建立，埔里盆地內的景觀也逐漸從初期草地荒埔、開疆闢土的草莽景象，轉換成水田耕作、定居聚落的農村風貌。

陸續移墾的平埔族群究竟如何形成定居的聚落？就目前所知，初始入埔的熟番社群應是聚居在覆鼎金一帶，之後，可能再依各自所分得的土地就近居住，以便於耕種。例如，〈承管埔地合同約字〉明載著：「公議先到之番親愿踏出覆鼎金現居宅地土園壹所不論先後來之番親皆可在此築室住居不得阻擋」；〈分墾蛤美蘭鬮分名次總簿〉（頁14）亦云：「至於此覆鼎金公存社場宅地壹所，可以築室住居，毋許爭分你我之應份」，又如〈水沙連紀程〉寫道：「埔裏社番及招來諸熟番皆跪迓於道，即延館於覆鼎金山下之番寮」。我們從契字文書中各番社所分得的土地位置，據以推想隨開墾範圍的擴大，各社群就近耕地另行架屋而居，再加上水源取得以及「野番」侵擾尚未解除，初始之時，開墾熟番是有集中居住的需要。隨著人口的增加、耕地的拓展，人群乃逐漸形成個別定居的聚落。例如，伊能嘉矩於1897年在埔里下梅仔腳庄採到的口碑指出：「最初各平埔番移至埔里平原時，住現大埔城東舊社址，爾後同族移來者增多，乃開闢附近荒地分居」。在阿里史庄，伊能嘉矩亦曾採到類似的口碑：「初居舊社址，爾後因同族者增多，乃分居他處」（伊能嘉矩 1899:40-41）。

圖四

圖五

關於平埔族群入埔後所形成的聚落分佈情形，從〈分墾蛤美蘭鬮分名次總簿〉的附圖可窺知一二（圖四），此圖根據劉枝萬的研究指出可能是清末（最晚可推斷為光緒九年）按實際情形繪製者。劉枝萬謂此圖：「有番居住，概稱曰社，如頂中心社、下中心社、鹽塗社、茄苳（腳）社、頂梅（腳）社、下梅（腳）社、蜈蚣崙社、文股（按即文頭股）社、五港泉社、精米宮社、十一份社、牛洞社、內大崛（按土名）社、朱子（珠仔）山社、生番空社、鐵鉆山社等，非襲其故社名者，均係新成立部落，但是等諸社之構成內容不得而知」（劉枝萬 1958:84）。若將該圖與光緒五年「埔里六社輿圖」<ref>「埔里六社輿圖」收於夏獻綸《臺灣輿圖》一書中。</ref>做一比較（圖五），吾人可以得知光緒初年是時埔里盆地內的聚落分佈大致已成型，易言之，平埔各社群入埔後經過五、六十年的發展，熟番已散落在盆地內各處形成定居型的村落，亦即，一個以平埔族群為主體的地域社會已隱然成形。

以上我們透過史料文獻得以某種程度勾勒出埔里盆地的開發過程，特別是清代平埔族群集體移入埔里盆地拓墾的情形。然而，對於平埔族群進駐埔里盆地的過程與發展卻還有許多地方等待釐清。接著，筆者將以近代研究者的成果為基礎，進一步討論（一）平埔族群入埔的方式，（二）平埔聚落的分佈與系統。

日人伊能嘉矩在1897年來臺進行田野調查，伊能氏對於埔里盆地的調查主要發表於〈埔里社平原的熟番〉（1899）與〈埔裡社的平埔蕃部落〉（1909）兩篇文章，其中收集到多則平埔社群遷徙入埔的口碑，並且對當時（1897）盆地內的熟番聚落進行人口數及組成番社成份的調查。由於距離平埔族群入埔的時間僅相隔約七十多年，伊氏的調查結果是日後絕大多數研究者重要的研究依據。伊氏曾將口傳資料裡各熟番自稱的社名、統率頭人名字、進入埔里盆地的年代整理成一表（表六），總計有25社，其中表示於六、七十年前（約道光年間）入埔的有15社，五、六十年前（約道光咸豐年間）入埔的有9社，四十多年前（咸豐年間）入埔的有1社。另外，伊氏也在說明口碑時提到：「貓兒干、大突社、大武郡社、柴坑社、半線社之一部份亦遷入，然與他族雜處，未曾自立部落，故不可考」（伊能嘉矩 1899:46）。這些口碑資料傳遞了以下幾點訊息：第一，平埔族群的入埔年代起端於道光年間，大致與文獻上所得的年代相符<ref>口碑傳說某一程度亦可顯現各番社入埔之前後，茲將伊能氏所收集之口碑整理如下：

~~~表格~~~

六、七十年前

東螺社、阿束社、眉裡社、南投社、北投社水裡社、阿里史社、烏牛欄社、葫蘆墩社、麻薯舊社、社寮角社、山頂社、大馬璘社、大湳社、水底寮社

五、六十年前

二林社、馬芝遴社、大肚社、雙寮社、日北社、日南社、房裡社、吞宵社、斗六社

四十多年前

貓羅社

年代不明

貓兒干社、大突社、大武郡社、柴坑社、半線社